法律理论

  1.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通向社会理论的批判》(Law in Modern Society: Towards a Criticism of Social Theory)
  2. 《批判法学运动》(The Critical Legal Studies Movement)
  3. 《法律分析应该变成什么?》(What Should Legal Analysis Become?)
从一开始,我就将法律看作是某个民族生活的制度形式,是利益与理想交汇的平台,也是精神与结构的斗争。法律不能单独存在,它是所有社会与文化的表征。

我一贯反对如今遍布全美的这种法律分析方式,可它却在全世界范围内恣意地蔓延开来。这种分析过程将一个民主社会中法律思想原本应起到的作用 ——告知并拓宽目前社会体制和未来社会体制的相关对话 ——贬入了法官和其他官员该如何判案的狭隘领域中去。捍卫这种方式的理论学家们试图教化世界,而非改变世界。因为他们不在乎自己是否真切地理解了法律的概念

我研究法律理论的至高目标,是为了找出我们如何才能利用变化了的法制观念和修整过的法律分析操作方法来从上至下、从里到外地全面恢复我们对于社会选择的想象。如果我们无法将社会选择想象成或者认为是某种既存的体系,如“社会主义”,那我们就必须找出那些伪装下的社会选择,努力将它们以另外的形式展现出来。通过这几本法律著作,我试图告诉大家该如何完成上述的目标。

1.《现代社会中的法律:通向社会理论的批判》(Law in Modern Society: Towards a Criticism of Social Theory)(书籍,1976年)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自由出版社,1976年)是我的第二本作品,发表于《知识与政治》出版后的第二年。沿袭了孟德斯鸠(Montesquieu)、梅因(Maine)、涂尔干(Durkheim)和韦伯(Weber)的类型法和比较法,这本作品将所有种类的法律看作是塑造和维护某种社会的基础工具。书的第一章与最后一章为之后将在我的政治作品中进一步讨论的社会分析和制度想象指明了方向,之后的讨论首先出现在《社会理论:现状与任务》一书中。

2. 《批判法学运动》(The Critical Legal Studies Movement)(书籍,1983年)

纵使法律理论在我的思想与作品中只占了无足轻重的一小部分,我的作品在美国总会与一种被称为“批判法学研究”的法律思维趋势联系在一起。20世纪70年代,我们中的一些人发动了“批判法学运动”,以此打破当时统治美国法律界的“后新政共识”。

“批判法学运动”盛行之时曾招致许多美国机构的怒言,这些组织大多不愿看到美国精英社会的组成被任何异议者或闹事者打乱。可惜,“批判法学运动”并没能以组织化的形式生存下去,但其最深远的影响便是使得美国多所顶尖法学院免受中间派保守正统的观念所控制。它们中的一些被拨回“正途”而使得新思想长眠不醒,但至少所谓“共识”已被重塑或替代。在之后的《法律分析应该变成什么?》(What Should Legal Analysis Become?)中,我试图探讨了该如何在美国以及世界的其他地方发挥这种良好开端的作用。

出版于1983年的《批判法学运动》是我1982年一次演讲的扩展版和修改版。是法律思想的纲领性干预方法:指出了当时新生的批判法学运动应该走的方向,而非描述参与这项运动的人的所想、所说和所写。只可惜,大家对我的这项建议置若罔闻。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批判法学运动喜欢依附于相似的主题,如教义不确定性想法的激进化、接近社会中法律场所的新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以及身份政治。在我个人所写的这本小册子中,一开始讨论扩大和转化了的教条主义,然后逐渐引入讨论如何将法律思想转化成制度想象的实践。这里所尝试的“内部批评”将在未来以不那么教条的方式从上至下、从里到外地全面恢复我们对于社会选择的想象。而主流的法律分析方式却以不可避免的教化牺牲了这种想象。

3. 《法律分析应该变成什么?》(What Should Legal Analysis Become?) (书籍,1996年)

《法律分析应该变成什么?》( Verso出版社,1996年)为将两大现实社会学科(另一科为政治经济学)之一的法学转变为制度想象和思想想象的建设性工具提供了可行的方法。这本作品应与我的《虚假的需要》(False Necessity)、《新版《虚假的需要》引言》以及我的剑桥大学讲座《第二条路》一同阅读。